第三课 景教和天主教在元代的发展
一、 景教在元代的发展
1. 13世纪东方教会中国境内大主教区
a. 喀什噶尔教区（现新疆）
b. 唐兀教区（现甘肃）
c. 秦（Sin）教区（现山西大同）
d. 汗八里（元大都）教区（现北京）
e. 大主教座堂设在元大都
2. 蒙元治下的也里可温
a. 也里可温的意思：源自希腊文ἄρχων（高贵的）、波斯文ärkäwün，经由亚美尼亚语arkhawun，跨越整个中亚地区，进入蒙古大草原，被突厥游牧民族吸收，最终以音译的方式，最终以“也里可温”的形式载入汉文史册。
b. 也里可温的特权：与皇室关系密切，受命为皇家祝寿、祈福，参与皇室祭祀；不服兵役徭役、减免赋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于大都为也里可温设独立官署－崇福司（后改为崇福院），统筹全国72所也里可温掌教司事务，拥有相当的宗教与族群自治权利；
c. 也里可温的兴盛：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由喀什以东直至北京，沿路随处都有景教信徒。该教教堂遍布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有人统计当时在大都的景教徒大致有3万，加上西北、漠北约有10万，他们持守传统东方信仰。
d. 也里可温的特点：汉文化的渗透。从族谱、神道碑可知，元代基督徒基本上是家族性的，如汪古部就有阿剌兀思氏、赵氏、马氏和耶律氏四大家族累世信教。定居中原地区之后，他们开始逐渐被汉文化渗透，改用汉姓、与汉族通婚、学习和认同儒学。赵世延、马祖常虽出身基督徒世家，但都是元代着名文人，有深厚的儒学造诣。
3. 元代着名的基督徒
a. 马薛里吉思“推广教法”：原籍撒马尔罕，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出任镇江府达鲁花赤，“常有志于推广教法”（《大兴国寺记》）。“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至顺镇江志》）于是辞官（1282年），改建自家为大兴国寺，又建甘泉寺、云山寺、聚明寺、丹徒县四渎寺、黄山高安寺，除镇江6寺外，还在杭州建大普兴寺，短短5年建起7座教堂，朝廷特“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大兴国寺记》）。
b. 爱薛东来：元代最具影响力、地位最显赫的景教士。他是弗林（叙利亚）人，被推荐到元廷，擅长天文、医学，深受定宗贵由汗、世祖忽必烈器重，出任崇福使，掌管基督教事务，为皇室信徒施行圣礼并讲道。
c. 拉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拉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汪古部大都人，汪古部隐修士。马可（Marcos），汪古部东胜人（今内蒙托克托县），拜扫马为师，受剪发礼为修士。1275年二人决定去耶路撒冷朝圣，得忽必烈批准，因战乱受阻巴格达，1281年，马可继任东方教会主教长－雅八拉哈三世，扫马任巡察总监。详见《马克和拉班扫马西行记》。
4. 元代基督教的消亡
1368年明王朝定都南京，发檄文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元顺帝北退，在华基督教也随之销声匿迹。考究消亡原因如下：
a. 对蒙古帝国的过度依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b. 流于上层社会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信仰，民族隔阂与文化疏离，更使之依赖皇室与贵族的支持，缺乏民众基础；
c. 本土化程度低，至今未发现有汉译经卷，被儒家目为邪教，并遭佛、道二教排挤；
d. 相对于元朝的对外开放，明太祖朱元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一切外来宗教和人员进入；
e. 中亚突厥帖木儿（Timur，1336－1405年）回教帝国崛起，先后征服波斯、花剌子模、印度和叙利亚，景教遭到致命打击，东西交通中断。
二、 元代天主教
1. 初步沟通：罗马教廷遣使
蒙古人西征令欧洲陷入恐慌，他们派人来与之沟通，好解除威胁。
a.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另译普兰•迦尔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出使蒙古，觐见贵由汗。
b. 1253年，法国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奉法兰西王路易九世之命觐见蒙哥汗，希望允许传教被拒。
2. 元朝的盛情邀请
a. 约1265年夏，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波罗兄弟在上都和林朝觐了元世祖忽必烈。经商议，忽必烈遣使同波罗兄弟去罗马觐见教皇，请教皇选派100名既通晓天主教教义，又熟悉七艺（指西方的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音乐和地理）的学者来华。
b. 1271年，波罗兄弟带15岁的马可同教皇派遣的两位博学的“多明我会”修士前往中国，两位修士因故半途而返，波罗父子叔侄3人历时三年半，终于在1275年夏天到达上都（北京）。
3. 天主教首位来华宣教士：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年）
所有使者带回来的消息都表明，蒙古帝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蒙古统治者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采取宽容态度。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在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教的孟高维诺前往中国。1294年抵达大都，获元成宗准许传教，成绩斐然：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改宗，其部众也随之改信天主教。那时大都侍卫亲军中来自高加索约3万阿兰人，收养150名7－11岁不等的儿童，施洗并教导希腊文和拉丁文，组成诗班，1298年建成大都第一所天主教堂；1305年于大汗宫门前一街之隔再起一座可容200人的教堂。截止1305年，受洗者达6,000余人，翻译新约和《圣咏集》（诗篇）为蒙古文。1307年，教廷设汗八里大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大主教，统辖中国及远东教务；同时增派7名方济各会修士来华协助，只有3人最终抵达。1313年，在剌桐（泉州）设主教区，由当地一亚美尼亚富有妇人出资修建主教座堂。1328年，孟高维诺在大都去世，享年81岁，在华传教共34年，天主教信徒约至10万。
4. 元王朝宽容的宗教政策
a. 蒙古帝国采取的是诸教并蓄、来者不拒、信仰自由的政策：泉州主教1326年致书教廷：“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
b. 恩宠有加：“大可汗待遇国中基督教徒之服从罗马教堂者，恩眷至为隆渥。资助一切所需，其为皇帝所轸念爱护可知也。教徒有请求皇帝供给教堂十字架圣殿，以祀耶稣基督者，皇帝无不欣然许诺。惟帝亦转求代为祈祷天主，祝使圣躬康健，尤以说教时，须代为之。皇帝允许并鼓励基督教士往信异教之浮屠寺中，说天主大道，又使信异教者往听基督教士之说道。信异教者亦皆乐往，常表示虔信之诚心，解囊施舍以助。基督教徒有需救助者，皇帝陛下即遣其臣仆急周济之。”（约翰科拉《大可汗国记》）
c. 国家津贴：泉州主教安德鲁1326年致书教廷：“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阿拉伯语也）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
d. 余绪及湮灭：1333年，即孟高维诺去世5年后，罗马教廷才闻讯派出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继任汗八里大主教，但中途不知去向。1336年，元顺帝派遣16人使节团觐见教皇，请求派人继任大主教职。1342年，教皇特使意大利方济各修士马黎诺里（Marignolli）一行抵达大都，受到欢迎，在大都三、四年后返回。此后，罗马教廷虽曾三次委任中国大主教，均未能到任，天主教在华传播陷于停顿，1362年泉州陷落，泉州主教詹姆斯被杀，天主教失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