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课 19世纪西方宣教士来华情景：宣教与战争

一、 19世纪西教士眼中的中国

有着以偶像崇拜和迷信为特征的精神生活、堕落的社会道德；古老的文化；停滞、排外的民族特征；专横、排外、傲慢而虚弱的政府；是贫穷的国度、野蛮与近代文明之间的国家－文明、半开化。

二、 19世纪的宣教信息

19世纪的宣教信息带有相当的强制性：那时的宣教士认为中国必须开放，他们才能在全国各地宣讲福音，建立宣教站、教会、学校、医院。中国人普遍归主，就能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基督教世界里。他们带着这样的理念来传福音，几经努力，收效甚微，也和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冲突，受到政府极大的压制。直到1910才有调整。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的宣教大会即发出呼吁，要求宣教士去找出中国文化里可以与基督教并行不悖的部份，宣教士应该强调信仰中普遍的本质。

三、 战争与福音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自传《西潮‧新潮》这么记着：“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我们要认清历史，对不实之词要指出来以护教，维护信仰尊严，但对曾犯的错误也要勇于承认，在历史中有所学习。

1. 郭士立与鸦片走私：

郭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加入当时向中国出售鸦片的贸易公司，担任翻译。他的做法，为一些宣教士反对。

2. 在宣教与鸦片贸易之间：

国人常以为宣教士都支持西方向中国进口鸦片，但从《中国丛报》1836－1840年发表的48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章中，看见在鸦片贸易问题上，宣教士多从道德和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出发，视之为罪恶，进行抨击和谴责。

3. 宣教士眼中的鸦片战争：

宣教士对鸦片战争多采取支持态度。以下是他们言论的一些摘录：“我肯定在所有发生过的事件中都有神的手发挥作用”，中国需要“一记重击，以便从他优越和安全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中国必须屈服，或者灭亡”，鸦片战争是“人类最高的主宰利用英格兰来教训中国，使她谦卑”……“对于在这个确确实实正在衰朽的、崇拜偶像的异教民族中建立千百个传道团的事业来说，只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我们也许在犯错误，但这是神理所当然会原谅的错误。”可见在当时的宣教士心中，清政府的闭关和禁教政策是导致宣教困境的直接因素。一旦他们可以在3亿5000万中国人中“自由交往”，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不必担心清政府的宗教迫害，那中国教会的快速发展就必然会来到。于是，在迫使清政府“开放”这一点上，宣教士和英国政客、商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宣教士根本没想到他们说的这些话，对于宣教毫无益处，更对中国教会的建立造成非常负面的后果和历史包袱。他们是将难题留给神了。

反思：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深思：基督信仰与当时的外在环境可以走得多远？有些地方，有些事情，到了界线就必须止步，以保持基督信仰的纯洁。宣教士对鸦片战争的看法是错的。另外，宣教事业与不平等条约的关连，也影响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

四、 国人看弛禁天主教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通商时代的到来，基督教在华宣教从非法走向合法。宣教中心逐渐由澳门→香港→广州→上海向北转移，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也由禁教逐步走向弛禁。1844年耆英奏请道光帝批准，正式宣布对天主教弛禁，经新教宣教士通过法国使团进行交涉，新教亦包括在弛禁范围之内。清政府宣布发还康熙年间没收天主堂房产，并惩办今后“滥行查拿”各地基督徒的地方官。天主教的反应是：他们接受了清政府归还的土地。可是这样一来，国人就要交出百年祖屋。天主教的反应给中国社会很负面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