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课 宣教士如何调和福音与文化 

一、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1. 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年）：

美国人，长老会差会宣教士，在华生活60余年。倡导与儒家传统相调和的宣教士，指出儒家传统与基督教存在共通之处，且后者还可以完善前者，补其不足。丁韪良主张“孔子加基督”，即一个儒者可以不废除自己的信念而接受基督。原因在于“尽管各地都有孔庙，孔子并没有被神化。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守护神，只是纯粹的怀念和敬仰。因此，这并不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直接障碍”。反思：文本可信吗？因历来科举考试的确有人拜孔子。

2.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

苏格兰人，伦敦会宣教士。1843年将马六甲英华书院迁至香港，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推出“中国经典”和“东方圣书”两套丛书，1876年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他尝试融合中西文化，倡中国人所信奉的神就是基督教的God。看孔子是伟人，“他的训律对整个民族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有益的，对我们基督徒也是重要的一课”，论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诸多类似之处：对自省、美德、智慧的追求。 

3.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

德国人，属“同善会”差会。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认为惟孔子的中和之道可致世界大同，儒学最可贵之处是其对个别性、局部立场的包容和因势而变、通贯古今的能力：“西国只知爱国，国之下缺家，国之上缺天下，非孔教无以弥补之”。“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中国心灵给西方人的两个启发：一、真正的宗教不是排斥，而是包容和调和；二、让人领会到神的内在性，神人相契。

二、 西学东来

1.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

英国人，1861年到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1863年至北京任同文馆英语教习。1867年信函：“中国在今年刚刚从一个很长很长的睡梦中苏醒过来，看到了远远走在她前头的优胜者，促使她经历了激烈的斗争，终于行动起来参加这场竞争了，中国必须全力以赴，不然的话，她将远远的被抛在后头。”他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28年，译书150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军工、矿务学、冶金学、机械学、天文地理、农学、动植物学、医学、政治学等，又创办格致书院、格致书室，出版《格致汇编》。

2. 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年）：

德国宣教士。着《自西徂东》，书中72章内容，问72个问题，分四个部份：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在该问题上的不足、西方在该问题上的优越、从基督教立场提出改良之法。他又将基督教的“爱”与孔教的“仁”作比较；将国际法与儒家的“义”作比；将敬畏神与“理”作比较；将近代科技与“智”作比较；将宗教道德与“信”作比较。

3.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

他是英国人，属浸礼会。宣教策略从老百姓到精英知识界。1876－1879年华北大旱，在山东、山西赈灾，以清廉、爱心、服侍等无私精神服人，与清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也得到李鸿章赏识。李鸿章邀他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主持广学会二十余年。鼓吹变法改良，建议清政府改良农业、开矿设厂、发展交通、开办银行、促进贸易、广设西式学堂、容许自由传播基督教、同西方各国保持友好关系。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任光绪帝顾问，义和团事件之后建议筹办山西大学堂。他的福音预工做得很好。

三、 夹缝中的华人基督徒

1. 晚清华人基督徒身份调适

a. 身份认同：中国基督徒－自绝于中国社群之外，不断受到误解、排斥及攻击

b. 消极回应：沉默或进行疏辩，予以澄清和驳斥

c. 积极回应：探讨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开展中西文化交流及冲突中的调适

2. 调适的前设与推论

国人以“道本同源”来尝试调和中西文化，提出天道一元。落实出来呈现出三种形式：“原古儒非今儒”、“圣教非外来之教”、“儒学已失落，天道要补儒”。提出具体调适方案有以下两个：

a. 调适方案一：合儒论－通过儒家经典中的“神”观、伦理观，提出儒家与基督教之间能够接触和沟通的共通点，消弭其间对立与紧张，得出二者相通不相左的结论。关于孔子在基督教中的定位，有人认为孔子是天道在中国的代言人，甚至是神在上古时的使者、先知。

b. 调适方案二：补儒论－以批判和承继的态度来论证基督教可以补足儒教的缺遗。当时中国基督徒的共识是，儒家传统的“人伦”精神虽有其价值，但不能圆满地解决所有问题。“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源头可从基督教的创造教义中找到答案。真正达致五伦关系的和谐，不能靠儒家提供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自力、人为方式获得，必须透过相信耶稣而圣灵内住才能实现。儒家人伦学说不能解决如何救灵魂、赎己罪的问题，也不能使人神关系得以复和孔子与耶稣的不同在于“人道”与“天道”之别，孔子为圣，耶稣为神。因此，孔子只可效之为师，不可拜之为神。

3. 调适的危险

19世纪末，中国信徒大多持“补儒”论，以至于有宣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儒家化”倾向感到忧虑。至于“合儒”论，有宣教士认为是在传讲“另一种福音”－道德与善行的福音，而非救赎的福音，担心基督教在中国变成一个混合主义的宗教，一个非耶非儒、亦耶亦儒、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教。问题在于虽然先秦儒家所言“天”与“神”是有位格的，但这是否可以和基督教所信的独一真神完全等同？以儒家诠释基督教，是否忽略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