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课 晚清华人基督徒调适的努力与宣教士的教训

一、 化解祭祖的张力

绝大多数西教士从观察中得出结论：祭祖属于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因而予以禁止，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就必须放弃这项传统的习俗礼仪，从而产生激烈的冲突与挣扎，成为当时中国人皈信的重大阻力。纵观19世纪，并无华人基督徒公开主张容忍祭祖，因他们无法否认实然的孝道已然变质异化为迷信的偶像崇拜。部份儒生背景的华人基督徒从理想的应然角度出发，提出化解的办法。

二、 祭祖问题调适方案

1. 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性：“祭”原意就是敬拜神，另一流露就是“孝”。

2. 重新解释“祖”是“本”，“宗”就是“根”。从这角度天父才是根本：祖宗的祖宗就是天父。

三、 大米基督徒

宣教士来华后见国人之困乏，例如小女孩失学，于是办小学，给女孩子读书的机会，来小学校读书者，会给大米和几文铜钱。这福利事业固然有其贡献，可同时也制造出一些信仰不纯的信徒。人称这样的信徒为“大米基督徒”。

四、 郭士立“福汉会”及其宣教策略

1. 1844年在香港建立“福汉会”（Chinese Union 或 Chinese Christian Union），意思是希望中国人信道得福。郭士立的宣教理念，是鉴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掌握中国语言的难度，训练并依靠中国人向中国人宣教是最佳策略。

2. 在澳门一带以经济手段聚集雇佣一批穷困的中国人，派他们去内地传教－“布道者”和“散书者”。经短期考察后，其中一部份人施洗，再经短期培训，便派他们带福音单张和小册子前往内地宣教。

3. 新入会的信徒被带到香港，由郭士立亲自考察，接受教义方面的培训；几个月后施洗入会，再加以神学培训，包括研读圣经和传道书籍，约一个月左右后，这些新入会者也成为“布道者”和“散书者”，被派往各地去散书、布道。

4. 福汉会如滚雪球般迅速发展，从1844年的37人，1845年底210人，1847年300人（其中50人任传道），至1849年已发展至1,800人。活动范围以广东乡村城镇为主，后发展到江西、广西和福建。到1848年，据郭士立报告称，福汉会的宣教师已分布在中国18个省中的12个。

五、 创新与无奈的结局

1. 典型而传统的宣教模式：由一个或几个宗派组织差会，由差会派遣传教士到海外传福音、建立教会。郭士立创新的对华传教模式：由传教士组织独立的、没有教派背景的传教团体，由中国信徒自己管理并从事传教活动。

2. 一些宣教士趁郭士立1849年回国之机展开调查，揭露福汉会快速增长背后的内幕：该会成员大多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谎报数据，诈骗经费，一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外出传教，反将圣经以低价卖回承印书商，听凭书商再以高价卖给福汉会。

3. 从戴德生内地会的宣教策略和方针－深入中国内地宣教，避免宗派背景的组织形式，可以看到内地会与福汉会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戴德生称郭士立为“中国内地会的祖父”。

六、 洪秀全出走

1847年洪秀全来到广州，在美国浸礼会宣教士罗孝全处逗留了3个多月，得以直接阅读圣经，并接受较正规的真理栽培。当洪秀全提出受浸要求后，教会便指派一个委员会来查考他的情况，甚至到其家乡花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对洪秀全是肯定的。可是就在受浸前夕，罗孝全两名中国助手嫉妒这位颇受青睐的年轻人，故意劝洪秀全提出今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触怒了对此极为敏感的罗孝全，被视为动机不纯，洗礼也因此被无限期推迟，洪秀全为此拂袖而去。

七、 中国传道人

中国传道人非常卑微。他们在国人心中，是“吃洋饭的”，得不到尊重。在教会里，洋人才有话语权，中国传道人只能做洋人助手和跟班，地位卑微，他们的下一代，因见父辈的情况，即便接受了很好的训练，往往不想做驻堂传道，而选择做买办、教授、或巡回布道者。

八、 困扰中外的教案

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内地的过程，也是全国各地反教浪潮风起云涌的过程。从1840－1900年，全国大小教案共计400余起，其中大部份其中于19世纪60－90年代这40年间，这和全线开放引发民教冲突有关。引发教案的实与虚：

1. “兴”、“毁”之间。“吾非除旧何由布新？将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使教会与官绅进入种族和文化优越感的对立之中。

2. 近代基督教的宣教事业，在中国社会形成具有政治意义的势力，尤其宣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联，更使中国各阶层人士将基督教与列强的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国人一旦入教，就可利用洋人势力与地方缙绅对抗，造成权力局势转变，引起地方缙绅担心。

3. 太平天国之乱在官绅百姓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阴影。

4. 中西社会文化、宗教礼俗方面的冲突：“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