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课 中国基督教20世纪的发展(一):黄金时代

一、 黄金时代

进入20世纪的中国无疑跨入了一个新时代，即将或正在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国人危机感日深，国族意识日强，思想空前活跃，渴望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情暂时化解了人们对西方的抵触，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基督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中，基督教传教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堪称“黄金时代”。

二、 新教振兴

新教占优势的国家获得工业化发展的绝大部份利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只是时间问题。秉承18、19世纪的宗教觉醒，新教教会在迈入20世纪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普世宣教。此时的新教徒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更乐观，更有信心将信仰传到非基督教国家，带去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成为最大的宣教工场，新一代的宣教士纷纷奔赴中国。美国宣教士的人数很快超过英国，其中不少人的世纪梦想是盼望中国成为拥有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形塑他们的中国想象。

三、 美国教会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东部：1802年耶鲁大学出现属灵复兴。全校有1/3学生信主，并带动了其他大学的属灵大复兴。

西部：巡回布道员骑马到各地布道，展开露天聚会，有时可以延续四天四夜，有成百的人归主。

第二次觉醒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平信徒所推动的，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的平信徒，他们不愿接受教会建制，包括教会组织、宗派礼仪、神学教义的约束，要求自由地实践信仰。他们成立超宗派、跨宗派或无宗派的福音机构，推展各样事工。他们将关注点锁定在布道、服务上，这些工作都与神学讨论无关，不牵涉传统的教义和礼仪，更用不着受过训练的专职教牧人员负责。

由机构推动各种社会改良与救济事业，如禁酒运动、废奴运动、青少年事工与海外宣教。

四、 青年会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

原本信仰所强调人的堕落和不值得信任显得陈旧，“是不能和正在上升的美国荣耀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自我价值感相适应的”。美国是特殊的民族，是神拣选来改变整个世界的国家。1851年发起的美国青年会带动了基督徒大学生的海外宣教运动，他们提出的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五、 《和合本》圣经面世

中文圣经最初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1842－1860五口通商有《委办译本》。就“GOD”一词，英国圣经公会译“神”，美国圣经公会译“神”版圣经。1860－1900发展期，杨格非译《浅文理译本》。其后宣教士在各地都有方言译本：广东话、上海话、福州话、厦门话、宁波、温州、也将福州话用拼音写出，以便老人们也可以阅读。宣教士来华百年，一直致力将圣经翻成中文。1890年各地宣教士在上海开译经大会，最后议决以英国修订译本ERV作为翻译中文译本的根据，成立了三个委员会翻译文言文、浅文理、官话圣经。1907年百年大会决定合并深浅文理译本，1919年《文理和合译本》面世，同年《官话和合译本》也同时完成。后改为《国语和合译本》，简称为《和合本》。是中国第一部由各差会合作完成的白话文译本，成为全中国教会统一使用的圣经，一直到今天。

六、 东北大复兴

点燃复兴之火的人－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古约翰第一个福音工场位于河南北部，戴德生写信给他：“弟兄，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膝代步啊！”1907年，他去朝鲜，适逢平壤大复兴，他停留了3周，归途中将此行见闻在东北一些教会中分享。1908年，古约翰再度赴东北领会，带来了东北教会的大复兴。他在东北各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大致围绕一个主题：“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在空间上，这次复兴超出了东北，影响了中国其它地区；在时间上，1908年高潮之后仍余波未尽，有的地区甚至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告平息。

七、 山东大复兴

早在1908年，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郭显德就开始在各地进行奋兴布道。此后，他的中国弟子丁立美牧师（1871－1936年）“倡领学生奋兴会”。1910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发起的“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推丁立美为干事，唤起了基督徒学生立志终身传道的心志，团员有1170人，决志传道的有530人。1925年丁立美继续往各地布道，足迹遍及河北、河南、东北、长江下游一带，复兴之火熊熊燃起。各地教会仿效山东农村搭台唱戏的地方风俗，在会场扎起帐篷或搭戏棚，因此多被称为大棚布道。

八、 传教黄金期（1900－1920年）

1. 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人数（万）：1918年各省受餐信徒（34万）百分比：其中信徒人数最多是广东（18%）、山东（12%）、福建（11%）。

2. 20世纪初海外宣教士在华人数：外国宣教士1900年为1,500人，1905年增至3,445人，1914年是5,400人，1919年为6,636人，20年间增加4倍多。

3. 20世纪初来华基督教差会数：据统计，基督教来华差会1900年有61个，1906年增至67个，1919年就猛增到130个。

九、 影响－宗派林立

19世纪的美国，不断出现新的宗派，至1890年全美已有143个宗派。1907年的百年宣教大会，中国教会的合一与自立是个重要议题。资深宣教士汲约翰在发言中期望：“我们或可以在这第二个世纪内，将一个教会，而非50个互不相关的组织交予中国人，作为外国差会的遗产。”1910年爱丁堡宣教大会－主持者：穆德（John R. Mott，1865－1955年）。会议目标：全面检讨更正教的普世宣教工作。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代表，是近代教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不同教会的领袖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认真交换意见，共同思考推展福音工作的策略。决议成立“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保持与各地区、各宗派、各差会的联络，推动普世差传事工有效地、持续地展开。

十、 轰动的7分钟演讲

爱丁堡大会有5位中国基督徒代表参加，北京的诚静怡作了7分钟限时演讲，代表中国信徒向西方教会首次表达了中国教会寻求自立的观点，批评差会带给中国教会的宗派和宗派主义，公开宣称“我们中国基督徒对你们的宗派主义毫无兴趣”。大会成立续行委办会（Continuation Committee），在穆德主持下，调查各地宣教的方法与问题，维持并推动教会在宣教事工上的合作。诚静怡作为中国代表当选为委员。

十一、 全国基督教大会推动合一运动

1913年穆德来华，3月中国教会领袖与西教士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宗旨：“使全体信徒，渐归合一，并使世界万民咸识基督为神子，即为人类之救主，故愿在中国各教会，亦于此时实行统一”。全国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根据爱丁堡会议的模式选举组织了“中华续行委办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具体推动中国教会合一。由中西人员组成，纯为顾问性质，是中国各教会与爱丁堡续行委办会以及西方各国宣教机构的联络机关。诚静怡当选为中方干事。

十二、 合一运动初见成效

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委员包括了在华大部份公会，如圣公会、长老会、美以美会、伦敦会、宣道会、浸信会、内地会、信义会、巴色会、美部会、监理会及循道会。许多海外宗派在华团体逐渐联合起来，统一名称，整合机构管理及事工。各信义宗成立“中华信义会”；浸礼宗成立“中华浸信联会”；圣公会成立“中国圣公会”；各长老会成立“中华基督教长老会”；监理会、美以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等合并为“中华卫理公会”。

十三、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委办会将自己界定为一个临时委员会，属于过渡性质，其存在时限，就是下一次全国大会的召开，成立正式协会。192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产生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目的是“培养与表达在华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合一，以及实现世界上教会在主内为一体，并且为这项目标，提供一个联合祈祷与合作的机会”。其功能“仅为顾问与咨询性质”。

十四、 中华基督教会总会的成立

1918年长老、公理、伦敦三会各派代表组成12人委员会，讨论教会合一的宪章基础。1922年全国大会之先三公会正式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临时总会。1927年10月1－11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总会，融合16个宗派，信徒12万，占全国信徒1/3。

十五、 天主教的高速发展

1900年新教在华信徒有8万，天主教有72万；1920新教在华信徒有36万，天主教徒在1912年就有143万。1900年，天主教神父有1,375位，1912年，就有2,298位。

十六、 一些新的代牧区相继建立

教会禁止对诉讼的干预，但仍坚持条约所赋予的特权。1912年“公教进行社”（Union for Chinese Catholic Action）作为全国性运动开始形成，意在激励华人信徒邀人进入教会，且以家庭为重点。在神职人员培育的学术水平方面，天主教远远超过新教。1903年3月耶稣会在上海所创立的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是当时天主教在华唯一一所大学。公教关于中国的高水平学术着作，新教无法望其项背，但在普通教育方面，新教教会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天主教决意将主要力量用于尽可能多地为信仰赢得灵魂这项事业上，因而将学校教育视为次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孤儿院等慈善机构。表面看来，尽管20世纪初在华天主教人数增长很快，但没有给中国社会的总体生活带来明显影响。

十七、 中国东正教会的成立

1900年之后，最大的变化在于俄罗斯正教会开始致力于对华人宣教，在直隶、湖北、河南、江苏、蒙古地区共设有32个宣教中心。1902年任命了北京主教，扩大了在华教士的人数，此外还办有15所学校，共500学生。1906年在华俄罗斯正教信徒约有3万人，其中华人信徒725人；至1914年底，华人信徒为5,035人。1917年沙皇政府倒台，逃亡的高级神职人员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成立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1922年，中国东正教会断绝了同莫斯科牧首区的隶属关系，归属流亡在外的主教公会议。1924年，俄罗斯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正式改称“中国东正教会”，在北京设立总会，下辖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新疆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