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 家春秋：基督的整全救赎
一、史料典籍摘录
1.《论语．学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本立而道生”：确立根本后，就能够生出为人之道。）
2.《论语．为政》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孝慈”：孝顺慈爱。）
3.《礼记．大学》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有修养的人在家里就受到了治理国家的教育。）
4. 《礼记．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明明德”：前一个“明”指彰明、彰显；“明德”指光明正大的品德。“亲民”：“亲”字这里解作“新”，即新民：意指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
5.《孟子．离娄上》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6.《十三经注疏》注“三不孝”云
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阿意曲从，陷亲不义”：阿谀奉承父母之意，扭曲自己的意愿，盲目顺从父亲一切要求，最终导致双亲陷入不义的境况。）
7.《孝经．谏诤章》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诤子”：敢于劝戒父母的儿子。
8. 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骧：〈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有关联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这次会议的题目是“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在我的脑子里，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扯不上关系。一定要讲这两者有关系，是违心之论。
儒家思想是发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一种学问，当时社会……与现在不大相同，与未来更没有什么关联。
二千多年来，历史上崇儒的时代很多，但崇儒起过什么作用呢？我看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西汉不能因为尊崇儒学而得以巩固下去，反而让一个经学大师王莽篡夺了汉位。东汉号称是儒学炽盛的时代，但中叶以后政权都在宦官、外戚手中，国事日非，终至于黄巾起义，然后军阀割据以至于灭亡。宋朝儒学也很盛，但它对宋代也没帮什么忙。宋朝一代是积贫积弱，统治阶级陷于党争，终至于亡于金，亡于元。明代阳明之学盛极一时，但有人形容当时的官都是贪污的，所有的手都不干净。这就是大讲儒学的结果。明朝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但头脑中想的却是富贵、钱财、鬼神、女色。控制当时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是菩萨、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除了崇信菩萨、神仙之外，还有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各种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课、拆字、堪舆、扶箕、请神、捉鬼等等，无一不广泛流传，深入民心。清朝的情况也是这样。清康熙时讲儒学最卖力，但康熙本人也发现，虽讲道学的人很多，但言行一致的人少得很。康熙时贪污的情况很厉害。康熙以后讲道学的人更糟糕。
上面我简单地分析了历史上儒学很盛行各个时代，其实儒学对当时世风、政治无补。因此我否认儒学能够起到起衰救弊、导致太平的作用。但这样不等于我完全否定儒学，更不等于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虽是历史产物，有些内容却还是可以肯定，可以提倡。但这又不意味着儒家思想能够救中国，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会带来什么好处。
现在如果提倡儒学，事实上已经回不到孔子那里去，倒很有可能回到明清时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那一套东西上去……“全盘西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儒家思想文化也救不了当前的中国！
二、小结：中国人的出路
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植。从孔孟开始，中国文化经历过数不算的融通与发展，但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动摇中国人的伦理观念。
“孝”，是中国伦理价值的最核心的部分，它是“仁之本”。值得留意的是：在先秦时期，孔孟对“孝”的理解是批判性的：父母不是圣人，不可能没有错误；父母错了，身为儿女，第一要紧的，是拒绝父母不合理的要求；第二，是委婉劝告父母，阻止父母犯错。与之相类，君主也不是没有错误的，不然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设立“谏官”了。
“天下无不是底（的）父母”、“父母之命不可违”、“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的，这都是中国文化的糟糠，但它们主要是宋代以后儒学走向极致所出现的观念。从上述“三不孝”中“阿意曲从、陷亲不义”的观点，以及《孝经》“父有诤子”一段文字看来，“盲目顺从父母任何的要求”不仅不是孔、孟所认同的，而且是他们亟力反对的。
我们从来不怀疑中国人讲“孝”的真诚，然而让人沮丧的是：我们却不完全具备持守“孝道”的能力。明清时期代，儒学被推向极盛－然而用谭其骧教授的话：“明朝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但头脑中想的却是富贵、钱财、鬼神、女色。”身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泰山北斗，谭教授的话，是何等苍凉无奈！
我不得不想起保罗的话：“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7:15、18）
儒学不是中国人的出路，西化和现代化也不是－并非说儒学等等不好，而是说：人的出路，根本不应该往这些方向找。
哪里找呢？
约翰福音10：10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耶稣说，“我来了！”看！那良心的出路，亲身道成肉身，来寻找我们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主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8）
三、回应
儒家思想的限制：儒家的理想和进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道、人文、人伦，是何等的美好，是很自然的想望。可是，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人性中的阴暗面、看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看见社会里的罪恶、国家里有警察、法律的存在，看见国与国之间有战争，就知道：人不能靠己力成圣成仁。如同儒家所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路漫漫其修远，自古以来寻道之人在求索。
基督－惟一的出路
其实天父主动寻找人。是他先爱，也以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这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来告知世人何谓“人”，何谓真爱。基督的救赎是完全的。
人必须先得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领受天父恩典，因信称义，才有靠着内住在我们生命中圣灵的更新变化，不住地追求“成圣”。多3：4－8“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
基督信仰从来就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信仰。从起初神呼召亚伯拉罕，就定意要从他祝福他的家、族，又从他家族祝福万家万族万民。
当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当向人传扬！使徒行传1：8提示我们那“推己及人”、“心系家国”、“胸怀万民”的异象。我们固然要向家人传福音，以言以行活出真证，使他们得福，也要为身处的环境社会守望代求。多少灵魂还在等待安息；多少生命还在等候从听闻福音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
神又给我们属灵的家－教会。（提前3：15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这一群蒙召的人，活在上是要荣耀敬拜主、同心合意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祷告、祝福是本份，我们不是要去平天下，我们的祷告乃是：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地，同如在天。
五、实践与应用
怎样将福音、将主的爱传给家人？你的生命可以怎样成为别人和社会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