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 开放门户后的译本

一、传教士对中文文体的认识及选择

1.  中国正式的文体只有文言文，但清代时有一种叫“圣谕广训”，是皇帝诏书的白话文解释。

2.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把郭实腊翻译的圣经发放给群众，可是麦都思等人认为这个译本不够好。当他看到有越来越多平民百姓读圣经后，就希望翻译一本浅白易懂的南京官话圣经，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官话译本》。这个译本是直接从《委办译本》翻译过来的。在《委办译本》的翻译工作结束后两年，《南京官话译本》就完成翻译。如此快的速度，也导致译本出现了很多错误。

3.  天主教也曾经翻译官话版本圣经，由教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3）完成。因为他当时担任宫廷画师，所以使用了北京官话来翻译圣经。但是由于天主教认为拉丁文《武加大译本》才是最好的，所以贺清泰的译本并没有获准出版。

二、求同存异的《北京官话译本》

1.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开放了更多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可以更自由地去到中国各个地方传教。因为当时北京官话越来越普遍，基督新教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便写信告诉差会，要用北京官话来翻译圣经。后来，《北京官话译本》于1872年面世。

2.  从《北京官话译本》到后来的《和合本》之间，中文圣经的翻译大多采用官话或者浅文理，其中比较有名的翻译员是施约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和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施约瑟独自翻译了旧约。

3.  《北京官话译本》由5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翻译，是《委办译本》翻译小组分裂之后第一个由小组翻译的译本。为避免再次陷入分裂，他们让美国、英国及苏格兰三大圣经公会同时拥有这个译本的版权；并且首次尝试使用一个译本、不同版本的方法，去满足不同群体不能协调的翻译要求，特别用以解决译名之争。

4.  当北京官话译本盛行时，南方地区生活的百姓对于官话并不熟悉。为了使他们能够读懂圣经，便出现了很多用方言翻译的译本，例：上海话、广东话、闽南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