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课 基督徒信仰与争议
在跨文化宣教中有许多冲突和考验,以下举出3个案例:圣经翻译、文化习俗(妾室)和日治时期的神社参拜。我们会把重点放在神社参拜的问题上,因为这不单是殖民国与殖民地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也是信仰的考验。
一、“上帝”的韩文翻译
朝鲜教会参考中国的圣经翻译而有“上帝”(众神之首)、“神”(含神明之意)、“天主”(希腊文“Deus”音)等词。后来天主教的法国传教士发现韩文字“하느님”(hanenim)有“上天超越”的意思,而基督教传教士和朝鲜专家就创作了更具意义的新字,以原先的“上天超越”加上“独一”,再加上“伟大”,并且包含古代檀君神话的本土意义的综合名称“하나님”(hananim)。这成为朝鲜基督教本色化的最成功实例,一直沿用至今。[92]这问题使我们看到初期宣教士对圣经的高度认真和专业操守。
二、“妾室”问题
圣经文化遇到宣教地的一夫多妻文化:丈夫信主后是否给予洗礼?洗礼的要求,是否要规定把妾室废掉,使她/她们离开丈夫?元配之外的妻妾归主,要如何“悔改”才能符合圣经的一夫一妻要求?
A. 3种看法
1. 强硬论─信主的丈夫要使妾室离开他,终止关系后才可以接受洗礼。从1890年开始,监理会的亚篇薛罗等持这种看法。
2. 宽容论─由于在接触基督教之前已有多妻,为了妾室及其儿女,丈夫可接受洗礼,只是受洗以后不可再有新的妾。妾信主后也可受洗,但受洗后不可再作人妾,要过新的生活。罗约翰、马钦泰、李提摩太、戴德生等持这立场。
3. 中庸论─妾信主后可受洗,但不可以有执事等教会职分。
B. 朝鲜北长老会宣教士的立场
1. 强硬论─元杜尤、马布三悦、贝尔德等。
2. 中庸论─奇一、米勒(F. S. Miller, 1866-1937)、艾维森(O. R. Avison, 1860-1959)等。
3. 宽容论─吉福德(D. L. Gifford, 1861-1900)、文顿(C. C. Vinton, 1859–1936)、穆尔(S. F. Moore, 1860-1906)等。
罗约翰译本的帮手徐相仑并不是奉行严格意义的一夫一妻。他在1882年受洗的时候并没有跟明媒正娶的元配有实际婚姻生活,而是和另一个女人成婚。罗约翰仍给他施洗,并差他到汉城作劝书人。至1896年,北监理会朝鲜差会完全禁止纳妾,1897年北长老会差会也同样采取禁止政策。[93]
三、神社参拜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成立伪满州国、1937年中日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等,是一系列日本发动的侵略,期间神社参拜行为是对殖民地朝鲜人的皇民化阴谋。具体项目:每朝皇居遥拜、神社参拜励行、祖先祭祀励行、皇国臣民誓词朗诵、国旗尊重揭扬励行、国语(日本语)生活励行等21项。
A. 神社参拜的渊源与目的
1. 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天皇的祖先敬拜太阳神的历史;[94]近代则源于19世纪末,把天皇制的意识形态以神道国教化来压制其他宗教。
2. 日本虽多次试图就着神社参拜在朝鲜立法,但都失败。最终于1939年第74回帝国议会通过此宗教法案:“国家监督宗教,在不危害社会秩序安宁,使臣民不失义务,是国家的义务也是职务。”其目标是使国家监督宗教团体并加以管制。
B. 神社参拜的逼迫
1. 1932年1月于光州(全罗南道)举行“满州事变祈愿祭”,但基督教学生拒绝参加;同年9月于平壤举行满州事变一周年相关的“慰灵祭”,包括崇实专门学校的10所基督教学校拒绝参与。1933年元山市加拿大长老会所属女校拒绝参与“满州事变二周年殉乱者慰灵祭”。
2. 之后当局加重压力,终于在1935年11月由尹山温(George S. McCune, 1872-1941)任校长的崇义女校和另一基督教学校因为拒绝参与神社敬拜,遭到强制闭校,校长被罢免。从此,不服从的学校皆遭到封校的命运。
3. 为了保存教育机会而妥协的宣教士有元汉庆(H. H. Underwood, 1890-1951)。他所持的观点是神社参拜乃礼仪行为,并非宗教。
C. 基督教的变质
1. 教会方面,最先屈服的是天主教和监理会。至1938年9月,长老会第27届总会在日本当局监控下,议决基督教长老会参与神社敬拜。
2. 1937年8月已有个别教会举行祈祷会,每天早上为日本战胜而祷告。后来,亲日派牧师和日本牧师组织“基督教亲睦会”及签署以“宗教报国”。
3. 1940年以后,在基督教新体制下甚至出现不宜宣讲旧约圣经的新派(不信派)意见,只以新约为神的道。
D. 教会的附日行为
作为爱国行为,长老会于1937–1939年为响应当局而举办的活动及捐出物资如下:
1. 战胜祝贺会─604次。
2. 祈祷会─8,953次。
3. 国防现金─1,580,324元。
4. 恤兵金─172,646元。
5. 鍮器献纳─308件。
6. 时局讲演─1,355次。
7. 慰问─181次。
8. 慰问队─1,580队/次。
1941年,长老会总会记录捐出鍮器2,165件、教堂钟1,540个(价值119,832元)。1942年2月捐赠一架飞机和7把机关枪的费用150,317.5元。[95]
E. 抗日牺牲人员
不计其他活动,只以对抗神社参拜计算,就有两千人入狱,约50人死亡。
四、结语
教会史教授朴容奎(Park Yong–kyu)指出几点:
1. 神社参拜的本质是宗教,不是爱国的礼仪行为。所谓礼仪,只是日本政府诱说教会当局的阴谋伎俩而已。
2. 朝鲜教会大部份领袖都轻易跌倒,屈服在日本政权之下,这是可耻的现实。他们在可以坚持信仰立场的时候也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3. 神社参拜成了信仰的试金石。天主教和监理会持开放的神学态度,没有经得起考验,后世要警惕。
4. 这是宗教信仰的冲突,同时也是民族运动。坚守信仰成为在殖民统治下爱民族、爱国家(朝鲜)的忠贞行为。
5. 历史给教会带来的应该是反省、检讨。然而,日本战败之后,基督教并没有立刻为出卖信仰的罪行悔改。这成为更大的警惕。包容和宽恕是基督教的精神,但包容和宽恕也是在知错和悔改的前提之下。爱而没有公义就不是爱。
在朝鲜失去国家主权的历史中,神社参拜成为我们每个信徒的教训。
[92] 玉成得:《初代朝鲜教会史之重写》,页452–453。
[93] 玉成得:《初代朝鲜教会史之重写》,页561–519。
[94] 朴容奎:《韩国基督教会史(二)》,页679。
[95] 韩国基督教历史学会编:《韩国基督教历史(二)》,改正版(首尔:韩国基督教历史研究所,2012),页258–279。